从1949年到2019年，弹指之间，新中国迎来70华诞。70年前中国百废待兴，70年后中国百业昌盛！我出生于1960年代中期，虽然没有亲历新中国成立的建设初期，但亲眼目睹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宏伟发展历程，回首个人的成长经历，可谓思绪万千，庆幸自己生逢其时！
“吾志所向”出自于孙中山先生，1896年他断发后，立下誓言：“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表明了他立志报国的决心。我自己的成长历程，和许多同龄人一样，经历了由以个人前途为奋斗目标发展到自觉地以国家前途为奋斗目标的转变过程。
1965年，我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农村，在文革期间读完小学，当时的教育事业基本停顿，除了一些浅显的语文和算术以外，基本没有学到多少文化知识。父辈们整日艰辛劳作，却无法保障全家的衣食的情形在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儿时的我非常向往城市生活，梦想着哪天能离开农村，转成居民户口，有一份固定的工作，解决温饱问题。1976年，我正读初中，粉碎了“四人帮”，文革结束，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大潮。1977年，恢复高考，我看到了离开农村的希望。对我这样生活在农村的孩子来说，考上大学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道路，于是我便刻苦学习。徐迟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激发了我对数学的兴趣，初中期间自学完了高中数学课程，1979年以优异成绩考上县重点中学——湖塘桥中学（江苏省武进高级中学前身），因病休学一年，休学期间自学了一些高等数学，1980年复学。当时的大学录取率极低，仅3%左右，要想考上大学，只能靠刻苦认真地学习，否则跳不了龙门，离不开农村。1983年，我实现了离开农村的第一步，考取了南京大学化学系。大学期间，依然认真学习，目的是今后找一份好的工作，可以养家糊口。1980年代，常州化工研究所是改革的先行单位，待遇比较好，毕业后我进入常州化工研究所工作两年。
工作期间，我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未来。因一直对数学和物理感兴趣，自己又是学化学出身，加上当年理论化学是化学的热门学科，1989年我考取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攻读量子化学硕士学位。在华师大学习期间，我继续深入思考，自己到底想干什么？1990年，在济南参加第三届全国量子化学会议，遇见了著名药物化学家嵇汝运院士，并听了陈凯先院士关于药物设计的大会报告，突然之间有了终身奋斗的目标：将自己所学到的有机化学和理论化学知识用于药物研究。1992年，我考取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师从嵇汝运院士和陈凯先院士，进行药物设计方法发展和应用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1995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又面临了两难的选择，出国留学还是留所工作？时任药物所党委书记潘柏溪同志找我谈话，希望我不要出国留学，留所工作，以解决药物所青年人才缺乏的问题。我从大局出发，留在上海药物研究所工作至今。1995年，药物所为了培养我，将我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我经常通宵达旦地拼命工作，以实验室为家，取得了一些成绩，1997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基础青年基金的资助，我的事业发展有了一个新的起点。
从2001年起，我分别担任国家863计划、国家基础研究重大研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研究计划等科学计划的专家组成员，参与了多种生命医药国家战略规划的研究和制定，深刻地体会到我国生物医药的落后，立志要为我国的生命医药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2003年初，全国上下众志成城，抗击SARS。我带领研究团队全面投入到寻找抗SARS药物的研究中。当年率先在国际上成功表达了SARS重要蛋白，标记了一条可能的SARS感染途径，获得了一批有效的SARS病毒化合物。在200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我们研究小组以“重要药理作用的靶标动力学行为与功能关系研究及其药物设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017年，我与吴蓓丽及王明伟的3个课题组紧密合作，首次测定GCGR全长蛋白的三维结构，并揭示了该受体不同结构域对其活化的调控机制。这项成果有助于为2型糖尿病治疗新药的研发提供新的思路。相关研究论文在《自然》（Nature）发表。2004年至2013年，我担任上海药物所副所长，积极协助所领导班子抓科研和研究生教育工作，为所平台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2013年起，我担任上海药物研究所所长，认真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的新要求；同时，中国科学院实施“率先行动”计划，上海市实施科创中心建设，我深感责任重大。与整个班子一起，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记新时代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使命与责任，瞄准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深刻领会和落实我院“率先行动”计划要求，以“多出药、快出药、出好药”为目标，以药物创新研究院的建设为抓手，从维护人民健康、促进产业发展的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出发，加强战略研究和战略规划，组织实施重大科研任务，深化有利于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围绕“出新药”目标优化资源配置，努力实现研究所各项工作的新跨越，在创新驱动发展和建设“健康中国”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担任所长以来，上海药物研究所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我与所领导班子成员带领全所科技人员和研究生，加强战略研究，全面推进研究所建设和药物创新研究院建设，率先走出创新发展新路；深度融入上海科创中心、长三角一体化和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发展战略，积极谋划和推动研究所跨越发展，建设张江药物实验室、苏州创新研究院、宁波生物产业创新中心、海门新药创制中心、中山分所等机构，区别定位，差异化发展，创新和产业有机衔接；主动而为，深化研究所体制机制改革；大胆探索体制机制改革，在组织管理、人才评价、激励机制、团队建设、人事制度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一是改进科研管理。按照“以疾病为中心、领域首席科学家领衔、多学科协同”的大团队科研活动组织模式进行新药创制，并进行科研、管理部门组织结构调整。二是实行分类评价。落实和优化评价激励政策，瞄准真正的成果产出，重点考察核心任务成效，而非“帽子”“项目”等资源获取情况。打破“出论文”唯一标准，新药研究人员的评价围绕“出新药”目标，将临床批件、新药证书与职称评定挂钩。这一系列的改革举措，有力地促进了药物所的发展，也为兄弟院校创新驱动发展积累宝贵的经验。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和奋斗。我的个人成长经历，是一个从个人奋斗为目标发展成以研究所和国家发展为目标的经历。“国之所需，吾志所向”是矗立于心的科学信念，我将更加努力，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终身。
（作者：蒋华良，民盟中央常委、上海市委会副主委，上海药物研究所所长）
来源：统战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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